陈东升：顺风而行
　　田源：要做减法
　　毛振华：从创始人到股东

　　十年前的两份文件改变了三名博士的命运。他们成功地将体制资源与市场嫁接，开创了三个行业和三家"中国"字头的公司......
　　
　　行业开创者
　　这三人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各自牵头创立了自己想像中的企业，更让人激动的是，他们都是这三个行业的中国拓荒者，他们一手将股份公司的概念引入三个行业，一手制造了这三个行业的市场化萌动。而且这几家公司无不被冠以“中国国际”这么“顶尖级”、带有某种强烈暗示意味的名头。如果你想适当地恭维他们，你不妨将中国的“中国第一拍”、“期货之父”等头衔奉上——虽然，他们会不无客气地将其推辞，但是紧接着他们会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向你强调，他们本人和他们所创立的公司在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无人能及。
　　陈东升，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及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前者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拍卖行，后者是国内在《保险法》颁布后诞生的第一批专业化的寿险公司；田源，创建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开创了中国期货经纪业；毛振华，创建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信用评级公司。
　　三个人都曾在国家部委、研究机构浸淫数年，对宏观政经大势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在所属的体系下也游刃有余，无论是对人脉资源还是话语体系都相当熟稔，可谓所在系统的精英和中坚。然而当1992年5月份，这两份规范意见出台后不久，他们均前后投奔商海，一去不回。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三人均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田源比陈东升和毛振华高三届），同为董辅礻乃教授门下的同门师兄弟。像太多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他们在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躁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近乎撕裂的阵痛之后，内心价值观的硬核实际还是他们在八十年代初在校园里形成的。尽管当时的有些言行想法被如今的他们视作年少轻狂，然而深植于他们内心的宏大抱负一直并未泯灭，急切地要把个人的成就与国家、民族的富强振兴联系到一起。而当他们置身于官僚或者半官半学的体制中时，他们骨子里的革命性越发不安分起来——因为他们搞宏观经济研究但是又没有实权，思维活跃却没有施展抱负的舞台，所以有非常强烈的从边缘跻身主体的意识。在见识了整个体制的庞大和人微言轻的状况后，他们把突显自己价值的期望从在那个体制中步步升迁转移到做企业上来，于是，潜伏的激进、冒险的气质转换成所谓的企业家精神释放出来。
　　由于自我感觉是有思想的、有理想的，他们一开始想的也许并不是赚钱多少，想的更多的是抢占某些行业的战略制高点，达到最大的辐射力。在他们创业前的多次聚会中，他们有一个共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里有的东西，在中国迟早会出现，中国当前最好的创新就是模仿，看看那些国家里有什么中国现在还没有的，去做的话，在中国就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业，就一定有商业机会。他们没有约定同去做一件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可开创的空白行业太多了！陈东升对英国的索斯比拍卖行无比迷恋，田源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就是研究期货，毛振华则认为中国也应有自己的穆迪和标准普尔。
　　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头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的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现代企业制度试水者
　　他们准确地为自我在历史中寻找到了方位感——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陈东升把中国企业家参与制度创新归纳为三次浪潮，第一个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某些个体户和权贵通过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利和外贸批文的寻租方式获利，基本上没有企业家行为以及专业化和知识结构方面的创新；第三个浪潮是所谓新经济企业的崛起，引入风险投资、创始人股、期权等概念。而其间的第二个浪潮就是这两份文件出台之后，这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阶段，南方模式是“圈地运动”，搞多元化，挣快钱，北方模式是进入一个薄弱的或者国内以前没有的行业，这些企业家往往在政府部门呆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与迟他们五六年而崛起的新经济企业的企业家相比，他们没能享受到更为合理、科学的创始人激励机制......